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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农村新共同体再组织化研究

2017/12/4 13:55:55      点击:

摘要:在城镇化进程中,有两种最基本的乡村类型,一种是人口输出地区的乡村,另一种是人口流入地区的乡村,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出现"超级村",乡村治理面临挑战,管理者需要处理好超越村界的新型社区关系。在农村居住空间变化的前提下,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给新农村共同体建设和再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社群主义; 移动互联网; 农村共同体;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re are two basic types of rural population, one is the output of the rural area, the other is a population into rural areas, a large influx of foreign population "super village", rural governance challenges, managers need to deal with the new community relations beyond the village community.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change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spac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bile Internet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degree of reorganization of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Key words: communitarianism; mobile Internet; rural community;

本文摘自《中国报业》杂志2017年。

一、传统农村的低社会关联度和组织化程度

对新社区的再组织化、增强其社会关联度是空心村和超级村面临的共同治理难题。如果农村居民参与组织的收益低而成本高,他们对组织自然不会产生兴趣,作为整体回应公共利益的能力也不强。同时,信息沟通成本高,农村组织的治理和决策就容易出现问题。对于乡村组织的重要性,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此刻逼着中国人往团体组织这个路上去的,我以为最有力的就是外来的这种经济竞争的压迫。零零散散的农民,受此外面大势的逼迫,他将很自然的必要从分散往合作里去走,以合作团体利用进步技术。”除了历史因素的影响,乡村组织化程度跟社会关联度密切相关。当前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可分为三种类型 :受传统宗族势力影响较大 ;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经济精英替代传统权力精英 ;传统权威消解而又未建立起现代关联。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属第三类,在社会关联度较低的农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也低,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论是对外维护共同利益还是对内协作的达成上都十分困难,乡村治理处于不良状态。

二、社群主义:移动社交重建农村社区关系

1. 传统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消解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的,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它比自然村落、社队村组体制更具有弹性。在农业定耕时代,农民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在同一个自然村落。在市场化、快速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多重冲击下,村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社区内人际关系日益物质化,腾尼斯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社区或共同体正趋向消解或衰落。在国家减少对个人发展干预的同时,农村社区组织空间逐渐被挤压、功能萎缩和退化。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和家庭将失去村落共同体的庇护而裸露在各种经济与社会风险面前。这种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和个体化过程对农村社区认同产生了消极的副作用。20 世纪末,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权利而漠视公共空间,认为“人类社会应当重建认同和重返休戚相关的共同体”。

2. 共同体边界的模糊与功利性趋势在市场化、快速城镇化、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多重冲击下,自然村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农民流向农业以外的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使共同体的边界趋于模糊,个体也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和退出多个共同体。全体可构建互惠性的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当个体进入共同体,就会与其他成员结成稳定的关系网络,把分散的个体嵌入社会系统。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重构了时空观,扩大了农村社会的交往范围,共同体不再完全依附于地缘与血缘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智能手机的使用改变了农村稳定的社会结构,引起农村居民个人地位与交流方式的变化,呈现出逐渐间接化的特征,原本繁琐的交流礼仪被简化,极大地提高了交流效率,情感因素趋于减弱,使有归属感、稳固感的共同记忆被短暂的、碎片化的利益化交往打破。从情感和共同生活体验出发的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中,逐渐被理性的契约关系取代。

3. 社群主义视角下农村共同体重建早期发展传播学过度关注媒介自身,而忽略了人际和组织传播。以往农村单向的传播仅注重信息的传达和控制 , 忽视了农民的参与,阻碍了双向政治沟通。因此,在大众媒介和数字媒介并存的今天,对农村的传播既要发挥大众传播的权威性优势,又要利用移动互联网二次传播的放大效应和反馈的及时性特点,重新构建乡村传播的新格局。当大众媒体不再胜任公共领域角色时,传统媒介和现代媒介融合后的新媒介生态提供了多元化意见交换的平台。所有信息节点可以在技术地位上平等自由地交往,个体的身份和目标融入到共同体之中,集体的共同目标、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等也对各节点产生制约。此外,重拾乡村文化的集体自信与认同,需要参与式的人际传播整合农村社群,需要借助双向互动的传播达成文化自觉。农村文化是一套处境化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体系,跟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相融合,新媒介生态下社区文化活动抹平了社区居民的身份差异和文化差异,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有助于提升社区模式的认同感,培养社区价值的归属感。社区文化公共生活建设的目的是塑造共同体的公共精神,从而让每个成员享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和福利。

三、移动互联网促进农村再组织程度提高

传统市场经济打破了农村的熟人社会系统,现代意义上的交往规则又没有形成,于是就难免出现信用度下降、道德下滑等现象,造成交易成本的上扬。在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进一步延伸,以往无人关注的问题和矛盾在网络空间中被无限放大,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舆论监督。

可以说,移动互联网提供了公众参与的渠道,提高了乡村组织化程度。技术革新让多主体管理的治理理念成为可能,政府、公民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参与管理涉及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事务。智能手机为终端的移动互联网逐步在农村中应用,农民个体、群体之间的交流频率增加,乡村社会的低组织化程度得到改善,这种重新组织化不同于过去权力压力下的组织化,而是借助社交媒体进行的人际传播形成的新共同体,这种新的传播生态模糊了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界限,形成比较强大的舆论场,也能利用外部媒体机构以及社会关系资源。农民原子化特征会逐渐弱化,自发的民间组织会成长起来。移动互联网提供了公众更广泛参与公共行政的渠道,提高了乡村组织化程度,让政府和个体在技术上可以平等参与、讨论并决策公共事务。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普及和广泛使用后,农村居民个体之间的交流频率随之加快,新的传播生态模糊了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的界限,以往压力型的治理模式和大众传播建构的治理模式都不适用了。农民的原子化特征逐渐弱化,自发的民间组织会成长起来,更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同时获取更多的外部支持和社会关系资源。在频繁、广泛人际交流的基础上,农民的自我管理和村民自治才可能真正实现,他们在面对政府的组织传播和市场化的大众传播时,才可能做出合理的回应和反馈。未来,随着大量自然村落不可避免地消失,乡村治理会转向城乡一体化的治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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